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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形成的多种方式：来自欧洲内外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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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Lisa Blaydes，斯坦福大学弗里曼·斯波利国际问题研究所政治学教授兼高级研究员；Anna Grzymala-Busse，斯坦福大学米歇尔和凯文·道格拉斯国际研究教授，弗里曼·斯波利国际问题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来源：Blaydes, Lisa, and Anna Grzymala-Busse. "Historical State Formation Within and Beyond Europe", World Politics. Published electronically May 18, 2024,

https://dx.doi.org/10.1353/wp.0.a928842.

导读

在传统的国家形成研究中，战争被视为推动国家巩固、税收制度和代议机构发展的关键。然而，文章指出，仅靠传统的好战论无法完全解释国家形成，合作和模仿等非战争因素同样重要。因此，通过重新审视传统的战争驱动理论，作者强调需要从地理、国家与社会关系，以及区域和全球互动的视角，综合理解国家形成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译者认为，作者所选取的很多案例只是依靠定量方法确定了变量的相关性，没有通过过程追踪这样的案例内分析方法来判断因果关系的方向以及排除虚假相关，因此存在问题。未来的研究需要寻求国家形成因果机制的微观证据。

国家形成的传统视角

有关国家形成的传统研究关注欧洲早期现代时期，这些研究指出战争是推动国家巩固、建立税收制度和代议机构的重要因素。在政治权威高度分散的背景下，战争迫使统治者通过提高税收和发展治理能力来应对威胁。然而，作者指出，这种“战争-国家生成”的传统路径无法完全解释全球范围内的国家形成现象。通过引入其他变量，如地理条件、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组，以及区域和全球经济参与对国家形成的影响，研究者能够发现更多元化的国家形成路径。此外，作者强调，不同区域的社会和文化环境可能塑造了截然不同的国家形成方式，尤其在冲突较少的地区，非战争因素可能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比较视野下的欧洲国家形成

作者指出，理解国家形成需要同时考量欧洲的历史经验和其他地区的独特背景，地理因素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在一些河谷地区（如中国和中东的古代文明），地理条件（如肥沃的农业土地）促进了高人口密度和集权国家的形成。而欧洲地理特性（如多山和河流交错）则倾向于分散政治权威，形成多个独立的政治单元。

欧洲的政治碎片化导致国家之间的竞争较为频繁，而威胁多来自于外部，这迫使国家通过战争等手段巩固自己的权力基础。这与中国和中东地区的内向型威胁形成鲜明对比——这些地区的威胁通常来自内部叛乱或边疆游牧民族的侵袭。

作者还讨论了人口密度与地理在其他区域的作用。例如，在非洲和美洲，低人口密度和地理环境使得集中化国家难以形成，且早期国家更多依赖控制人口而非土地，这与欧洲的国家形成模式截然不同。

国家形成的地理根源

地理因素从根本上塑造了不同区域国家的规模、形态以及形成方式，且与政治制度的演化密切相关。

首先，地理条件决定了国家的统一或分裂趋势。例如，中国的长江和黄河流域提供了统一的农业核心区，这为单一政治体制的形成奠定了基础。相对而言，欧洲复杂的地形（如高山和森林）阻碍了大规模统一国家的形成，导致了政治碎片化。罗马帝国的形成被视为欧洲历史的一个地理“例外”，其统一的广度未能在后来的历史中重现。

第二，资源的分布对国家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例如，肥沃土地支持了高人口密度，而资源稀缺地区则更倾向于分散的治理形式。研究表明，地形起伏、土地肥力等因素能够预测一个地区是倾向于政治统一还是碎片化。

另外，地理条件还塑造了国家与其周边游牧民族的关系。例如，中国与草原游牧民族的接壤经常导致边境冲突，这一动态推动了中央集权国家的防御性加强。相较之下，欧洲的外部威胁来源更加分散，因此形成了更为复杂的国家间互动。

最后，地理因素影响了技术采用的速度和方式。例如，中国、中东和南亚等受游牧民族威胁严重的地区对火器的接受较晚，因为这些技术对应对游牧民族的威胁效果有限。这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这些地区的军事技术发展，并使其在后来的全球竞争中处于劣势。

管理不受控制的社会

作者讨论了国家在早期发展过程中如何应对内部的社会挑战，尤其是在欧洲这样一个政治权威多中心化的环境中。

封建制度下，贵族的权力过于分散，常常威胁到统治者的权威，因此削弱封建领主、加强中央权力成为必要。十字军运动对这一过程产生了重要影响。为了筹措参加十字军的资金，贵族不得不出售土地，这无意间削弱了他们的经济基础和政治权力。这一变动也推动了早期国家在税收和资源管理方面的创新，进一步强化了中央权力。

此外，君主通过建立司法体系逐步剥夺地方贵族的司法权，为税收和治理奠定了制度基础。与此同时，议会在中世纪也逐渐兴起，成为国王与社会之间权力协商的重要场所，不仅为王权合法化提供支持，还在公共政策和税收的制定中发挥作用。国家通过这种方式逐步实现了从分散到集中的权力转变。

然而，与欧洲的经验不同，其他地区采用了不同的国家形成模式。在穆斯林社会，国家权力常依赖奴隶士兵的支持，这种做法虽然在短期内巩固了政权，但由于奴隶士兵对经济资源的掠夺，长期来看却削弱了国家的财政和政治稳定性。而在中国，中央政府的统治稳定性则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精英网络的管理。有效的中央权力往往与广泛的社会网络紧密相连，这种联系不仅维持了国内秩序，还增强了抵御外部威胁的能力。

合作、模仿和贸易

作者探讨了国家之间如何通过合作、模仿和经济互动推动自身发展。

与战争驱动的观点不同，国家之间的合作也能形成稳固的政治结构。例如，“国家垄断体系”理论表明，国家间通过相互承认主权和边界建立起合作关系，这种关系减少了长时间战争的可能性，为各国专注于内部治理创造了条件。

模仿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天主教会为欧洲各国提供了治理的模板，通过受教育的神职人员将行政、法律和税收等实践传播到各国。而在东亚，日本和韩国从中国学习治理模式，采用了法律、军事、教育和税收等方面的制度，这些模仿并非基于战争，而是出于提升统治权威的考虑。

全球贸易的兴起同样在国家形成中扮演了关键角色。例如，拉丁美洲的国家发展虽然在贸易稳定的背景下实现，但由于过度依赖地方精英的经济活动，未能构建有效的统一行政。这种状况在某些情况下被殖民势力进一步强化。殖民统治通过强加管理模式改变了当地的治理结构，如菲律宾实行分散管理模式，而印度则采用高度集中的治理方式。这些模式与本地社会的相互作用显著影响了后殖民时期国家的能力和发展路径。

结论

尽管战争常被认为是国家形成的主要动力，但其影响往往被过度简化为推动制度发展的功能性需求。事实上，合作和模仿在国家形成中的作用同样重要。例如，战争不仅摧毁了旧有的政治结构，还为制度创新和治理模式的扩散创造了条件。同时，地理条件、社会组织和经济互动等多重因素也深刻影响了国家的形成路径。通过重新审视这些因素，学者们发现，不同地区的国家形成模式呈现出丰富的多样性，这使得传统的战争驱动理论需要进一步扩展和调整。

作者指出，国家形成的过程远比单一的战争理论所描绘的更加复杂，既包括冲突带来的破坏性影响，也包括合作和学习带来的建设性力量。这些多样化的路径表明，理解国家形成需要结合特定的历史、地理和社会背景，才能更全面地把握这一复杂的历史进程。

译者评述

寻求国家形成机制的微观证据

这篇文章通过比较欧洲与其他地区的国家形成历程，强调了地理、战争、合作以及制度扩散等多重因素在塑造国家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认为国家形成的路径是多样的，不能用单一理论来解释全球各地的国家发展。

本文虽然指出国家形成通常不是由单一变量所决定的，但是其中不少分论点缺乏微观证据基础。因为作者所引征的很多研究案例只是通过定量方法确定了变量的相关性，没有通过过程追踪这样的案例内分析方法来判断因果关系的方向，以及判断案例所揭露的相关性是否是虚假相关（Bennett, 2010）。所谓确定因果关系的方向，即判断在相关关系中，是X导致了Y，还是Y导致了X；虚假相关则意味着X和Y的相关性是因为两者因为同时受一个第三方未知变量的影响而同时出现（Bennett, 2010）。这一理论缺陷导致文章所引用的很多案例都存在问题。

例如，以中国为案例，对地理决定论假设进行过程追踪的“环形测试”，可以发现：自夏商以来，在中国广阔的黄河中下游地区长期并存着众多邦国、部落，超过千年；四川盆地一带尽管有着“所守或匪亲，化为狼与豺”的险峻地形，但自秦以来一直属于中华帝国的版图之内。而以欧洲历史为案例，也可以发现，即便是地理环境碎片化、农业气候条件远逊于中国的地中海沿岸，也能够出现罗马帝国、阿拉伯帝国、奥斯曼帝国，并且延续多个世纪。因此，地理条件决定国家规模这个机制缺乏足够多的微观证据基础，现存理论的相关性方向可能存在问题。真实情况很可能是大规模古代政权的内部存在一些足以克服地理环境阻隔的机制，使之能够克服地理环境的限制而扩大政权规模，而不是地理环境的畅通无阻导致了政权规模的扩大。

再如，以日韩为案例，对国家形成的模仿机制进行“环形测试”，可以发现，日韩历史上并非没有战争，并且战争的爆发和日韩国家的国家形成关键期之间有一定的共时性，如660年左右高句丽、新罗、百济的战争（Wang 2023），以及日本战国时代受织田信长“天下布武”口号影响的德川幕府国家建设历程。真实情况很可能是，由于日韩古代史料的匮乏，当代学者对日韩国家形成时期的历史细节掌握不足，无法像研究中国案例的学者（Hui 2005）那样有据可查地推断对战争在国家形成中的作用。

因此，想要探寻历史中真实存在的国家形成因果机制，还得在史料文本的分析上面下一番功夫，找到支撑因果机制的微观证据。例如，寻找史料中描述关键决策人决策动机的文本证据，看看这位在国家形成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的君主推行某些改革措施，是为了提升本国的战争动员能力，使之更容易应对外在的战争压力，还是出于其他什么原因。

参考文献

Bennett，Andrew . 2010. “Process Tracing and Causal Inference,” in Henry Brady and David Collier, eds., Rethinking Social Inquiry (second edition), Rowman and Littlefield.

Hui, Tin-bor V. 2005. War and State Formation in Ancient China and Early Modern Europe.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Wang, Yuhua. 2023. “State Formation through Emulation: The East Asian Model. By Chin-Hao Huang and David C. Kang.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2. 270p. $105 Cloth, $34.99 Paper.”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21(3): 1045–47. doi: 10.1017/S1537592723001998.

词汇积累

Political polycentrism

政治多中心主义

Taxation system

税收体系

Institutional diffusion

制度扩散

Institutional imitation

制度模仿

Geographical determinism

地理决定论

译者：邵良，国政学人编译员，中国人民大学，哈萨克国立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