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资网络配资炒股 “我断故我在”——作为一种主权实践的智能手机“戒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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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断故我在”——作为一种主权实践的智能手机“戒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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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Håvard Rustad Markussen，挪威北欧创新、研究与教育研究所研究员，研究领域为情报与监控技术、安全策略。

来源：Håvard Rustad Markussen, “I Flip, Therefore I Am”: Smartphone Detoxing as a Practice of Sovereignty.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ociology, Vol. 18, No. 4, 2024, pp. 1-16.

导读

这篇文章将智能手机“戒断”理论化为一种主权实践。文章首先提出，智能手机使心理政治控制成为可能，这是一种个人被算法不断修正的新自由主义模式。在这种背景下，智能手机“戒断”可以被视为一种主权实践，因为它旨在恢复主体的自主性和理性。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智能手机“戒断”也是一种新自由主义的做法，因为它利用自我关怀的过程培养了以市场为导向的“自由”。因此，本文认为，戒断主体是一个“后智能手机主体”，通过调和主权与新自由主义之间的紧张关系来保证其主体性。为了探讨智能手机戒断在实践中如何表现出主体性，本文分析了四位有影响力的人在YouTube上分享他们的戒断经历。分析发现，戒断者通过重新发现自我，重建联系，“回收”时间来恢复主权，但是通过这些实践，他们为健康，真实性和生产力所做的努力其实是新自由主义模式下的“美德”。

导论

现在世界上大概有一半的人在用智能手机，这一数字在未来几年还将持续上升。根据报道，几乎所有18-29岁的美国人都有智能手机，而且，人们每天平均使用智能手机近三个小时，而且点击和滑动屏幕近3000次。

因为智能手机使用的频率过高，有学者将手机视为人体的一部分延展（extension），虽然这只是一种观点，但数字时代的政治主体意义确实值得我们再思考。德勒兹（Deleuze）认为，智能手机把主体（subject）从完整的“个体”转变为了可分割的“个体”（dividual），即作为人的主体成为了去个性化（depersonalized）的代码（code），这些代码可以与他人的代码相结合，并且被大型IT或者广告公司利用来赚取商业利润。虽然我们在看似自由且自愿地分享数据，但我们实际被“心理政治”（psychologic）所控制。因此，作者提出问题——如何从智能手机的“上瘾”中解脱，并恢复到拥有智能手机之前的拥有主权的状态，即阿玛迪奥（David Amadio）所说的恢复到“笛卡尔主体”（Cartesian Subject）——主体能够通过理性感知自身的存在、主体能够进行自我思考来理解自身、主体能够独立且自主地存在，而不依赖于任何外部条件。这也是作者理解智能手机“戒断”的是一种恢复主权的“实践”的参考指标。

本文案例来自于YouTube上近期的数个“戒断”案例，所以局限性也正是在此——“智能手机戒断”（smartphone-detoxing）表面上看是一种对自我主权的“恢复”，但实际上通过“自我关怀”（self-care）的手段，“智能手机戒断”反而将戒断又转化为了市场化的商品和服务，因此，戒断方式具有新自由主义色彩。

智能手机对自我的分割(Dividuation)与心理政治（Psychopolitics）

由于主体一直把智能手机放在触手可及的地方，而且在其日常活动中长期使用智能手机，因此智能手机可以被看作身体的“永久性延伸”（permanent）。因此，主体所进行的不再被称作“网络活动”，而是“网络生活”，且主体在这个过程中被“永久分割（dividuated）”。之所以智能手机有这样的能力，是因为它能够将人与人之间的连接具象化（embodiment），即主体的数据化，这是使连接（connectivity）和分割（dividuation）成为主体特征的基础。

同时，随着主体从完整的主体（individual）变成可分割的个体（dividual），一些象征主体“网络生活”的“代码”（如点赞、分享、浏览等）被去个性化并和其他“代码”混合在一起，这便是大数据算法的原理——这种混合的结果能够方便使用者开发预测甚至修改主体的未来行为的算法，也就是一种能够在主体周围形成“信息茧房”的算法。在这种算法下，主体的偏好不再是自由形成，而是在自由的表皮下逐渐屈服于科技/广告公司——表面上，主体的行为都是自主的选择，实际上这些行为加强了对主体行为的算法预测和控制，所以正如哈尔考特（Bernhard Harcourt）的观点所言“数字技术就像资本主义一样通过创造一个主体的欲望被'解放’的幻觉，实际上这些欲望被重新导向至更为严重的自身的压抑。”这也就是为什么人们会逐渐“渴望”在数字空间获得更好的体验，在此人们能够通过“自主选择”和“正面刺激”（如点赞与分享获得的快感）产生行使“自由”权利的错觉，进而促使数字平台成功“制造成瘾”（production of addiction）实现对主体的心理政治控制。（这部分内容可以参见韩炳哲（Byung-Chul Han）的《心理政治》（Psycholopolitics）一书，这本书从权力的角度揭示了现代社会从福柯所说的“纪律社会”转变为“控制社会”的变化，即权力不是通过强制力和纪律的执行来管理主体，而是通过心理影响、数字操控这种方式进行）

所以，智能手机带来的分化功能使手机戒断很可能变成新自由主义的治理模式（Neoliberal Governmentality）成为了一种可能。可能读者会疑问，这一问题与新自由主义治理模式有何关联？

作者认为，新自由主义治理模式的核心就是“通过自由进行治理”（government through freedom），这种方式有两方面的含义：首先，它并不是对个体的强制控制，而是激励个人“像公司（firm）一样经营自己的生活”来最大化自身其作为人力资本的市场价值——作者直接提到“个体自由被理解为纯粹的市场价值”——即主体的“经济化”（economization）。理论上，主体在网络的分割和主体的“自由”似乎是矛盾的，但这是数字平台对人协同作用的两方面，即通过赋予主体“自主性”的同时又通过主体新产生的数据来剥夺主体的完整性，进而优化对主体的控制。其次，新自由主义治理模式下，社会问题被转化为个体的责任，即健康、幸福这些问题被定位成个人进行自我优化（self-care）的目标，而非系统性问题，即不需要社会系统的变革。因此，这种治理模式只是在表面上帮助了几位YouTube网红的戒断，实际上具有很强的局限性。

智能手机“戒断”如何恢复主权？

数字戒断（digital detoxing）是“阶段性地与在线社交媒体断开连接，减少活跃在数字媒体的行为”，所以智能手机戒断就是指智能手机用户在一段时间内不使用智能手机或试图限制日常生活中使用智能手机时间的方式。通过这种方式，主体似乎能很好地抵制当代社会的数字化新自由主义治理模式以及“心理政治”。此外，由于这种方式抵制新自由主义治理模式，所以它也可被视为一种主权实践——戒断将主体置于“一种'存在感’和归属感”中恢复真实性，确保主体的决策确实是靠自己的意识做出的，这样便是通过恢复理性与自主选择来恢复主权。

然而，这种主权实践方式也是一种新自由主义治理模式，因为它实际上通过鼓励主体通过“自我关怀”与“自我优化”来解决问题，而非质疑结构性或社会性问题的存在——优化自我必须是个体通过锻炼、饮食等方式来进行，个体的健康必须由个体承担；同时，这也符合新自由主义治理模式将自我“经济化”的界定——个体的价值依旧被生产力和对市场的贡献所定义，因此掌控时间的最终目的是帮助主体更高效地提升生产力，从而增强自身市场价值。这便是作者所说的主权实践的悖论所在：“'戒断’表现的是具有主权的主体，它为了做出理性的决定而管理自己的时间，但是同时它也表现了主体的新自由主义的一面，即其价值和贡献依旧是主体的生产力所衡量。”

因此，戒断主体并非是一个通过舍弃或限制智能手机生活进而拥有主权的“前智能手机主体”（pre-smartphone subject），而是一个“后智能手机主体”（post-smartphone subject），其自主性和理性需要通过新自由主义治理模式来表现——自我关怀（self-care）、自我优化（self-optimization）与自我实现（self-actualization），所以“后智能手机主体”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主体，它试图通过戒断恢复主权，但是陷入到新自由主义治理模式的逻辑，这反而强化了社会的个体化，即这种不彻底的戒断加强了社会的原子化（atomizing），削弱了集体性，使个体更聚焦于自身的表现与个体幸福，而非主体们共同应对系统性问题。

智能手机“戒断”的主权实践运作

1.重新发现自我（Rediscovering the self）

通过与网络世界断绝联系，戒断者试图摆脱对智能手机的依赖，从而更加专注于自己在现实世界中的生活，且更专注于当下；他们专注于内心深处的感受和真实的自我，从而重建他们原本的“主权”。2019年，丽莎·米歇尔（Lisa Michle）谈到使用智能手机让她“不知道自己到底是谁”，通过戒断，她学会了“出去晒日光浴”而非“像平时那样刷Instagram”。此外，戒断者还强调通过专注于更加自主的自我，会让他们有更多的感受，从而变得更加人性化。因为在使用智能手机时，他们会寻求即时的满足和多巴胺的释放，这分散了他们的注意力，而通过使用“哑巴手机”或完全断绝与智能手机的联系，他们发现自己更像一个人类，从而能更好地感受自己的情绪，增加自己的幸福感。

然而，与此同时，强调对生活的重新融入也意味着对健康的强烈关注，这是一种自我关怀的伦理，即戒断者通过断绝与智能手机的联系重新发现自我的努力具有强烈的个体化色彩。此外，通过在YouTube上分享自己的戒断过程，几位YouTube网红还是继续参与了主体的“代码”化过程，其视频被转化为“可售卖的且具有盈利价值的自我关怀方式”，进而强化了心理政治控制，并分享了更多可促进主体分割的数据。

2.重建与他人的联系（Reconnecting with others）

通过戒断，主体也能够向外转向，从而重建与他人的联系，此时，主体不仅是与自己的感觉同在，也与他人同在，通过与他人在一起，戒断者与他人的联系会更深，因此，它标志着与数据和“代码”的个人联系的解除。随着身体之间的真实联系的塑造，这种方式重建了自我并将肤浅的线上关系深化为深度的线下关系。2020年，艾米·埃斯特（Aimee Esther）认为她“和人更亲近了”，且还想“和更多的人交谈，和更多的人互动”。

虽然戒断促进了主体与朋友或家人的重新联系并增加存在的真实感和幸福感，进而改善心理健康，但与“重新发现自我”一样，在YouTube上分享戒断过程使戒断经历成为商品，进而将通过个体的自我关怀达成的真实性商品化后，线下联系的真实性和深度联系会让这些YouTube网红出售和利用其影响力从而发展他们的个人特色标签，即通过开发自我的市场价值来获得幸福感，从而依旧让戒断过程深陷新自由主义治理模式的逻辑。

3.“回收”时间（reclaiming time）

在重新发现自我和重建联系时，这一阶段的主体也在“回收”时间，因为与智能手机分离帮助他们能够在某段时间中成为他们身体的主人，并且有更多的自由时间与更高的工作效率，丽莎·米歇尔和艾米·埃斯特都如此认为——不用再在手机上浪费时间，且精力、创造力似乎都比以往更旺盛。哈莫尼·尼斯（Harmony Nice）将自己完全置于身体所处的环境之中，并将这种行为视作她重新控制自我的时间的方式。她在空闲时间会选择去河边速写，而不是刷社交媒体；想听歌的时候，她选择购买CD而不是依赖流媒体服务来收听推荐歌曲。通过重新发现自己，她重建了与周边环境的联系并“收回”了自己的时间。

然而，这种方式也体现了新自由主义治理模式下的主体性，即上文中的“像公司一样经营自己的生活”，这是一种个体在“自由”的名义下被要求通过生产力和经济理性优化个人生活的阶段方式，这种自由更像是一种市场化导向下的“义务”而非真正的自我解放，换言之这并非是中立性的“自由”，而是新自由主义形式的自由。通过在YouTube上分享戒断经历，几位网红虽然也鼓励他人减少无意义的社交媒体使用，但这种分享其实也强化了YouTube平台背后的资本主义逻辑——经历的分享使他人成为内容的消费者，从而延长了他们在平台上的停留时间，这反而支持了心理政治控制，这确实是很讽刺的。

结论：智能手机“戒断”的局限性

本文表明，尽管智能手机戒断尝试恢复主权主体性（sovereign subjectivity），但最终它是一种新自由主义实践，因为戒断是通过自助理想（如心理健康、真实性和生产力）来发生、再生产并售卖这些理念的。戒断主体并不是回到人类自然主权状态的“前智能手机主体”（pre-smartphone subject），而是从智能手机成瘾的状态中进化而来的“后智能手机主体”（post-smartphone subject）。这种主体为数字时代创造了一种新的政治主体形式——主体智能努力通过新自由主义模式来表现主权。

从这个角度来看，心理政治（Psychopolitics）的权力在于其有效地瓦解了集体政治行动和抵抗的能力。通过社交媒体使用和智能手机成瘾，心理政治将公民转化为消费者，生产出一种被高度原子化的政治主体，这种主体几乎不具备有效的、变革性的民主参与能力。

所以，韩炳哲提出了一种“超越主体”（beyond the subject）的戒断方式，戒断实践的最终目标并非是恢复主权，而是回归到“孩提时代”，因为韩炳哲认为儿童对待生活的态度是一种根本性地抵抗心理政治控制的方式，因为儿童的生活态度是以“没有边界的开放性和包容度”为主要特征的，即一种“纯粹的极乐”生活观，因此，儿童是无法被“心理政治控制”或“主体化”的。但现在很多儿童从小就能接触智能手机，所以这种方式似乎也没有太大用处。

所以，一种更好的方式可能是承认人类主体就是智能手机主体，所以要抵抗心理政治控制必须借助智能手机而非对抗智能手机。钱德勒（David Chandler）提出的“黑客”（hacking）概念对此很有用（但要注意的是，hacking并非传统意义上入侵计算机或网络的行为，而是一种更广义的在哲学上颠覆性利用现有技术和系统的实践方式），因为人类与物质现在是高度融合的，所以对心理政治控制技术可以通过对技术设备的重新利用来进行，即帮助组织集体行动来激发公众参与，将技术带来的威胁转化为机会（opportunities），如抗议者用智能手机进行现场直播，反转监控技术的用途，进而使其服务于政治透明性和公民意识的建立，抑或是通过多次设备间切换登录、模糊身份数据的方式使监控系统难以跟踪个人的网络活动。

以下是这两种方式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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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评述

作者的角度非常新奇——改自笛卡尔名句“我思故我在”的标题还挺有意思——可以说这篇文章是由小见大，我们戒除智能手机“上瘾”的时候其实很容易陷入新自由主义的行为逻辑悖论——一方面，我们通过戒断的方式确实帮自己“找回自我”、“重建联系”与“回收时间”，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又会习惯性地把自己的经验和生活在戒断的过程中传授给他人，在这种方式里，我们同样是“经济理性”，且客观上符合新自由主义模式下的市场导向，同时我们也难以意识到现代技术对伦理与社会造成的结构性问题，因此每次在抵制现代技术对人类生活造成的危害时，我们往往思考的是如何通过类似于戒断的方式来逃避，而非真正减轻甚至消除它带来的风险，这并不是几个人或一群人组团戒断能够完成的。

因此，似乎文中所说的hacking模式是最理想的办法，即变革、重构人和现代技术之间的伦理关系，使“我为技术所用”变成“技术为我所用”，这不单是政治学需要思考的问题，社会学、哲学也与此相关——这是否促使大家逐渐就变革与重构人-技术的关系形成共识，进而避免我们再次陷入新自由主义模式下的忽视结构性问题存在的状态？

就此话题，来自卫报的一篇迈克尔·林奇（Michael Lynch）的文章《把我的iPhone放在一边去：为什么我们的智能手机是自我的延伸》将会有所裨益，在此附上链接：https://www.theguardian.com/technology/2016/feb/19/iphone-apple-privacy-smartphones-extension-of-ourselves

词汇积累

Obfuscation

模糊化，混淆

Immanence

内在性

Commodification

商品化

Atomization

原子化，分散化

Sovereignty

主权，自主权

译者：陈炜，国政学人编译员，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